摘要： 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在观众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的推动下，形成了与世界接轨的风潮。但与此同时，娱乐节目在繁华的表象下却走入“娱乐至上”的怪圈，忽略了电视媒体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在探讨娱乐本位﹑娱乐功能异化及社会责任三者的基础上，推论出如何在娱乐功能与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点，寻求我国娱乐节目的生存策略。

　　关键词：娱乐节目；娱乐本位；社会责任

　　一、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在2003年8月的广播影视博览会上，展出的娱乐节目超过100个栏目，出品娱乐节目的民营机构近20家，同期在播栏目超过10家，可见我国已进入娱乐传媒爆发期。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娱乐节目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以《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综艺节目类型；第二阶段是以《快乐大本营》和《欢乐总动员》为代表的游戏类娱乐节目；第三阶段是以《幸运52》和《开心辞典》等益智博彩类节目为代表；第四阶段即‘真人秀’节目，平民走到观众面前并且成了明星。”[1]在这股娱乐旋风中，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却呈现出一种未老先衰的状态，在繁华的表象下已成落潮之势。“2002年全国娱乐节目人均收视时间为2548分钟，比2001年略有下降。除了人均收视时间比2001年下降外，娱乐节目在所有节目中所占的收视份额也略有所降低。对比三年娱乐节目的收视份额可以看出，2000年娱乐节目在所有节目中所占的份额为5.4%，2001年为4.8%，2002年为4.5%，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2]舆论界关于娱乐节目粗鄙化、低俗化的呼声四起，2004年《南方周末》发表两篇文章《崔永元炮轰电视庸俗化》和《电视为什么不能庸俗化》，把媒介的专业问题扩大为一个公共性话题。2005年8月下旬，国家广电总局高层指出“当前广播电视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低俗化。”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收视下降和背负骂名的原因，笔者认为是近年来，中国媒介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媒介数量急剧膨胀，使媒介走向产业化，媒介的行为日趋市场化，赢取最广大收视率成为影视媒介市场生存的重要基础性指标，而一味以市场为准的价值取向，导致了对媒介社会责任的忽视。即过分重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本位而忽视了社会责任。

　　二、电视娱乐节目的娱乐本位

　　我们不能回避电视的娱乐本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习惯给我国的电视贴上政治的标签而给西方电视贴上商业的标签。其实，娱乐是伴随电视自然而生的一种属性。加拿大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是人的听觉和视觉的同时延伸”。[3]美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其《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4]这一切都意味着电视从诞生之日起要给观众带来的就是感觉上的轻松而不是沉重的说教。

　　如今，电视节目的娱乐本位之所以能“横行天下”，除了电视本身的娱乐性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原因。

　　首先，自80年代末以来，经过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思想专制对人的“利”与“欲”的禁锢和压抑之后，作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弹，人们对于“利”的急切追求及其感性的释放过度，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有不少人呼吁和强调作为商品的文艺作品的娱乐功能和消闲功能。

　　其次，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消费社会从19世纪中期的西欧飘洋过海近一个世纪，终于降临中国大地。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创造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靠近被让·鲍德里亚定义成的“白色弥撒”的消费社会[5]。今天人的生活目的、愿望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人们通过金钱的交易行为去获得文化，消费让文化逐渐走向逃避真实生活的娱乐。

　　再次，受众方面的原因。据陆地所著的《解析中国民营电视》中的数据显示：受众看电视的目的，娱乐占53．8%、消磨时间45﹒1%、获取资讯36%、掌握时尚潮流25．5%、宣泄情感增进情感18．4%、满足好奇心17．2%、增加与人聊天的话题9．4%、解决生活难题4．5%。[5]受众对娱乐节目这种强烈的需要使这个时代成为电视娱乐划时代，电视娱乐节目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解压阀”的重任。[6]

　　最后，受众地位的变化也是娱乐节目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消费者身份的大众地位迅速提升，观众不再是单向审美的观众，而是双向互动的主体，电视娱乐节目恰恰迎合了这种互动的需要。“就传播角度而言，电视娱乐节目进行的是一种多点对多点的群体式的传播，讲求的是情感的互动和交流，所提示的群体性的娱乐活动，提供的是一个可以充分拓展的时空，观众是游戏节目的再创造者。”[7]

　　三、娱乐功能的异化

　　杨滨先生在《评电视文艺娱乐节目的庸俗化倾向》一文中说：“目前所谓电视娱乐节目，已是艺术之树上的病枝，享乐的麻醉剂，刺激收视以谋取金钱的商品。他们垄断着荧屏，逐斥着真正的艺术，它们以娱乐以偏概全的冒充艺术在历史与现实中多元化功能与性质……丰满鲜活的艺术传统正在枯萎。尸骸标本式的艺术将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精神粮食。”[8]冯骥才在某次会议上沉重地说：“我们的文化正在走向粗鄙化，即粗糙、粗俗，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需要引起我们的主意，有的电视节目真的是不伦不类，缺乏文化气息。”[9]

　　现在的娱乐节目的娱乐功能大大异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游戏有余,内涵不足。娱乐节目不同于新闻节目,不宜有严肃的说教和叙述,所以节目可以搞一些游戏,玩一些花样,让观众觉得轻松有趣。在一些娱乐节目中，有的演员为踩住汽球,互相扭打一团,满地打滚。有的抓拍女演员在后台换装脱裤子的场面。在某一档以爱情为主题的娱乐节目中，当一位男嘉宾抱着女嘉宾表演一个情节时,女主持人在一边调侃：“不抱白不抱,多抱一会吧!”这些娱乐节目游戏缺少深厚的文化内涵,流于平庸和浮华。

　　二、泛用明星,哗众取宠。如今许多娱乐节目非星莫属。男星装腔作势,油嘴滑舌,笑不出来硬挤笑；女星头发五颜六色, 衣薄如蝉,短露肚脐。“星”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妹，游戏时技能欠缺,竞赛时知识匮乏,答题时东扯西拉,诸如此类的表现,实在叫人难以恭维。尽管如此,编导对明星们还是屡邀不爽,明星们也乐此不疲地赶场子。可观众欣赏的都是蹩脚得不堪入耳、不堪入目的艺术。苦不堪言，乐从何来？

　　三、博彩过多,张扬投机。有些娱乐节目为保住高收视率或出奇制胜,不惜在多奖和重奖上做文章,从生活用品到免费出国旅游,从万元电脑到十几万的桑塔纳,奖品多多,机会多多,价码你追我赶,这无形中鼓励了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张扬了投机心理,对观众是一种潜在的腐蚀。

　　四、过度模仿，麻木大众。电视娱乐节目的内容贫乏、形式单一，恶意模仿与相互克隆。1998年湖南电视台《玫瑰之约》一炮走红后，海南电视台的《男女当婚》、陕西电视台的《好男好女》，重庆电视台的《缘分天空》，福建有线电视台的《真情相约》，辽宁电视台的《一见倾心》等竞相模仿。观众的收视心理就在这样千篇一律的娱乐轰炸中达到了饱和，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

　　四、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责任

　　电视娱乐节目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在强调和突出娱乐消遣功能的同时，不忽视社会效益，违背道德价值观与审美取向。这就需要娱乐节目做以下的改变：

　　1、提高文化品位和知识内涵

　　英国诗人和文学批评家马休·阿诺德在100多年前论述：“伟大的文化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搬动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殚精竭虑，要除去一切粗糙的、粗野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的和孤傲的成分。”用这位伟人的论述来指导我们的电视娱乐节目的价值取向很是恰当。电视节目种类很多，新闻性节目与文艺类节目不同，教育性节目和生活娱乐性节目也有别，不可能要求具备一样的内涵，但让它们都显示各自的特性、从中透现出“意味”，则是文化内涵的基本要求。人对知识的追求和获得不仅体现在有意识的学习活动中，同时也体现在多种寓教于乐的休闲活动中。娱乐节目中竞猜、游戏、益智等形式，可以在刺激性和悬念性的包装下，具有一定的知识含量，这是娱乐节目的健康发展的方向。

　　2 、由迎合大众转变为引导大众

　　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使用和满足”理论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活动是基于自己的需求，而对媒介内容进行“功能性”选择。从目前的热点来看，受众显然是更倾向于人情味浓厚，易引起感官刺激的娱乐节目。美国学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利的媒介》一书中指出：“人们向媒体投入时间，精力，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要。”但事实上，人们往往分不清“欲求”和“需要”二者的区别。特别在目前市场化运作下，传媒关注的焦点凝聚了市场份额和媒介利润，媒体“守门人”的意识不由得淡化。唯收视率，唯广告效益的逻辑，使得一些娱乐节目降低品质，迎合大众。杨澜曾说：“美国仅有200余年的历史，但它的历史和人物传记可以支持整整两个频道，至今已播出了五六年，收视率一直在上升，利润也一路上升。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其丰富无比也灿烂无比的文化可以支撑无数个系列，关键在于电视人的眼光、视角和制作手段。”电视人需要以虔敬的态度，向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去寻找、挖掘和探索，不仅要把住市场和观众需求的脉，更要引导一种积极健康的文化与社会氛围。

　　3、充分发挥其议程设置和“把关人”的作用

　　在我们的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有待于解决的课题，对于那些问题，每一个关心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的公民，都会有一个基本看法，像一个无形的“议事日程表”，上面记录着我们对其重要性的判断，以及对解决问题的优先顺序的认识。“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表明，这种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于大众传播。“把关人”理论认为，媒体对社会上存在的大量新闻素材，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是要做取舍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道关口传达到受众那里的新闻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少数。娱乐节目作为受众接触最广和最多的传播媒介，从事着“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应当充分发挥其议程设置和“把关人”的作用。电视娱乐节目不应一味迎合大众，屈就时潮、混同流俗，而要适应国情民心。因为，娱乐节目具有本身不可或缺的娱乐本性之外，又具有必不可少的社会责任。

　　单纯强调娱乐节目的社会责任，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和社会效益，而忽视其娱乐性是片面的。把娱乐节目等同于一般商品，强调其娱乐本位和经济效益，而忽视其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更是不可取的。在其娱乐功能异化的大形势下，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以促使娱乐节目健康发展，这就是我国娱乐节目应有的价值趋向和最根本的生存策略 。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 邵培仁,潘祥辉.论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困境与出路[J].中华传媒网.

　　[2] 2003年中国电视收视年鉴[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商务印书馆.2000年.

　　[4]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

　　[6] 陆地.《解析中国民营电视》.复旦大学出版社.

　　[7]张小争.娱乐:中国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突破[J], 中华传媒咨讯网.2006年1月13日

　　[8] 转自李瑞植,秋秀桐 .我国内地娱乐节目解析[J].

　　[9] 中华文化报[A] .2001年3月15日002版